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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分享] 大学大学：何时再有蔡元培？ [打印本页]

作者: 拉磨的 时间: 2009-6-20 21:00 标题: 大学大学：何时再有蔡元培？

　2009-05-06 23:37, |- w6 S7 t% j/ O% e
分类：青灯读史字号：大大  中中  小小厦门越野联盟$ L5 f' }( N$ u4 A1 X
大学大学：何时再有蔡元培？1 w" I9 ?9 {$ 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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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月19日，南京中华民国临时ZF教育部令：小学堂读经科一律废止。这是教育总长蔡元培启用教育部印信的当日发布的。5月，教育部再度下令：废止师范、中、小学读经科；7月，蔡元培在全国第一届教育会议上提出：各级学校不应祭孔——“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7 F$ L5 ?; h# u# V4 t

颁行上述政令的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他原是维新派中的一员，后弃官从事教育事业，并逐渐转向革命。1902年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爱国女学。1904年在上海组建光复会，翌年光复会并入同盟会，他被孙中山委任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1907年赴德国莱比锡大学听课，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蔡元培回国，并于1912年（民国元年）1月出任南京临时ZF教育总长。- u0 n# a% f/ n1 M

正是这样一位学贯中西、受过全套传统教育而又从封建营垒中杀出的人物，废止了历代封建王朝正统教育的读经制度，提出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取代清末“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他认为：“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时代（兼立宪而含**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ZF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隶属于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有超轶政治之教育。” 凭着这样的理念，他创建了近代中国的教育体系。2 w% X) y1 i2 ^, F%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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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掌北大，宗旨正大厦门越野联盟3 n0 B; i1 u7 f: o- Q$ y. e8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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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后，蔡元培不愿与袁ZF合作，于1912年7月辞职，翌年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1916年袁世凯死后，蔡元培回国，同年12月26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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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前身即清末之京师大学堂，实为一座“官僚养成所”，衙门习气深重。蔡元培抱着改革教育、清除积弊的理念，于1917年1月8日到北京大学上任。到校视事的第二天，他发表了就任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日抱定宗旨，二日砥砺德行，三日敬爱师长。这三点要求，都是有针对性的。

蔡元培在1906年曾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教员，故对清末以来大学生的积习，有着深刻的了解：“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故而不在乎专研学术的教员，而追捧来兼课的ZF高官，因为毕业后可倚为靠山。$ O& h7 C, B. z6 A& Y. N! O: U-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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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认为“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他强调学生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求学不应以做官发财为目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不同于一般“学成任事”的专门学校。“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WP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 * [0 Q/ q# |0 X4 L' V

蔡元培在演说中痛陈：学生在校如果不能“植其基，勤其学”，即便将来出而仕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已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在第二年的北大开学式演说中，他又明确提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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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指斥的这些积习，在今天的大学中（特别是在混WP的官员中），也是屡见不鲜的；他的办学主张，更足以令后世以大学为学店、以学历为利禄身阶者汗颜。

求贤若渴，唯才是举; Z0 p0 H: s, p: y8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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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到北京后，曾向老友汤尔和探讨整顿北京大学校务，汤向他推荐了《新青年》主笔陈独秀，蔡与陈本是相识已久的革命同志，他翻阅了《新青年》，力劝陈出任北大文科学长。考虑到出任文科学长需要一定资历方能通过，蔡元培甚至为陈杜撰了履历，使他顺利地到北大任教，《新青年》杂志社也随之迁至北京。: ?/ L5 x2 I* m" u& F4 y: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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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7月，另一位新文化领袖、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胡适，从美国学成回国，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并因胡适的介绍引进了不少新派学者。蔡元培后来回忆说：“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被蔡元培聘入北京大学的，还有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蔡、李二人于1917年在北京相识后，在“教育救国”及“兼容并包”上多有共识。1918年，北大逻辑学教授章士钊请辞兼任的图书馆主任一职，并推荐李大钊接任。后来，湖南青年**因准岳丈杨昌济教授的推荐，被李大钊接受为图书馆助理员，并到北大旁听。厦门越野联盟4 Q( v9 ?5 o7 u) t) V$ o

蔡元培延聘师资唯才是举，不拘一格。据梁漱溟回忆，1917年自己受聘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时，年仅24岁。蔡先生是因看到他论述佛学的《究元决疑论》后提出聘请的，他本不敢应承，蔡诚恳地对他说：“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这几句话打动了梁漱溟，于是应承下来。( B& L6 k# l. v% q7 L

厉行改革，健全学制

“**”精神是“科学与民主”，蔡元培是将教育科学化的第一人，也是推行大学管理民主化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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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北大校长任内，推行了一系列教育体制的改革。1917年10月，他主持召开了北京各高等学校代表会议，讨论修改大学规程。胡适建议改分级制为选科制，此议获通过，决定在北大试行。北大选科制规定每周一课时，学完一年为一个单位，预科应修满40个单位；本科应修满80个单位，修满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选修科目可以跨系。这是中国的大学选修课及学分制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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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认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

为推行“沟通文理”主张，蔡元培率先提出了将大学分为本科与专科的创议。他于1917年1月提出大学改制议案：大学专设文、理二科，其法、医、农、工、商五科，别为独立大学，但在当时未能成功。1918年10月，他再度向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建议：大学本科，“融通文、理两种之界限：习文科各门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中之某种（如习史学者，兼习地质学；习哲学者，兼习生物学之类）；习理科者，不要不兼习文科之某种（如哲学史、文明史之类）。”这个建议获得通过，由北京大学试行。1919年，北京大学正式实行 “废科设系”，改原隶属于科的学门为系，设立十四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u: Y% v/ q'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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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本科毕业生继续从事较深的专门研究，蔡元培还接受胡适的提议，计划设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国学四种研究所，并先办起了国学研究所。北大在蔡元培任内以文科见长，但他也十分注重理科的建设，请到了李四光等名师到校执教，以求达到各系平均发展的境界。1930年蒋梦麟继任后，北大理科有了长足的发展。针对守旧派的尊孔以及以孔教为国教的主张，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创议，在北大先后成立了书法研究会、书画研究会、音乐研究会。

蔡元培对北大的一大贡献，是接受胡适的建议，仿效美国大学建立教授会，推行“教授治校”制度。蔡元培邀请他早年的学生、美国教育家杜威的得意弟子蒋梦麟到北大共事。他请蒋通盘计划，设立教务、总务两处及聘任财务等委员会，均以教授为委员。蒋出任总务长，顾孟余任教务长。后来蒋梦麟正式执掌北大，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十六字方针，进一步健全了北大的管理制度。

蔡元培的教育理念是民主，他不仅推行教授治校，也主张学生自治，鼓励学生组建自己的社团。他认为组织学生自治会“可以把治者与被治者的分别去掉”“由学生传之各地方，一定可以提起国民自治的精神”。当时的北大成立了许多学生社团，都得到蔡元培的支持。其中最著名是傅斯年、罗家伦组织的新潮社、许德珩等组织的国民社，以及由守旧派教员支持的国故社。厦门越野联盟# T- t$ C- r7 Z! J3 N

蔡元培素来主张男女平等。1919年10月，胡适发表《大学开女禁的问题》，呼吁社会改革女子教育，这个主张得到他的赞同。1920年春，北大就招收女生9人入文科旁听，暑假又正式招收女生，开中国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                               8 F9 c  C# U0 u1 J8 Y# B

蔡元培提倡“劳工神圣”，同时为穷人争取平等教育权利。1915年他曾在法国与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提倡勤工俭学。1919年3月，他在北京与少年中国学会的王光祈等发起工读互助团，并组织募捐，帮助贫苦青年实行半工半读。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7 H7 w  d: }  Q' [0 g5 t3 ~

蔡元培执掌北大之后，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提倡学术民主。他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新派”人物来校任教，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各种社会思潮的策源地，中国GCD的三位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都是北大教员。蔡元培在积极提倡新文化的同时，并不排斥旧学，一些站在新文化运动对立面的旧学代表人物，如主张清室复辟的辜鸿铭、鼓吹洪宪帝制的刘师培以及国学家黄侃等，也同时在北大执教。xmjeep.com. f  q6 {& F$ Y$ F5 `# t" r0 f- o7 K5 y7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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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大学1918年初的统计，全校教员217人中有90位教授，平均年龄仅30余岁。对其中76人的统计显示：50岁以上6人，35岁以下43人。当时陈独秀39岁，梁漱溟24岁，徐家璜25岁，朱家骅26岁，李大钊、刘文典、胡适28岁，这在当今的大学中是无法想象的。当时北大本科学生平均年龄为24岁，师生年龄段的接近，给校园带来了清新活跃的学风，其中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冯友兰等，后皆成为一代学术宗师。

蔡元培认为：“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他在主张“兼容并包”的同时，仍坚持自己的新文化理念：“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因而为外间守旧者所反对。”

守旧派代表人物林纾曾发表致蔡元培的公开信，对北大的办学方针提出挑战，攻击新式教育“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覆孔、孟，铲伦常为快”，认为提倡白话文“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他还告诫蔡元培说：“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今全国父老以子弟托公，愿公留意，以守常为是”。

蔡元培立即发表公开信回击，他要求林纾提出证据，北京大学教员在校内校外，何时何地发表过“覆孔、孟，铲伦常”的言论？他举证指出，北大教员中研究孔孟乃至尊孔的大有人在，至于教员在《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于为敌也”。“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内容一也”；蔡元培还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指出严复翻译西方学术著作，林纾翻译外国小说，都是由白话译成文言，“公能谓公及严君之所译，高出于原本乎？”林翻译过的《茶花女》、《迦茵小传》等言情小说，同样有悖封建伦理。, Y) ^; Z  P: f) B!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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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在这封公开信中，重申了自己的办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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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宇，颇不相背也。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o* w3 Z, r4 E" w! u#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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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

保护学生，去职复归+ k! [9 e- \+ @8 ]1 p+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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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在北大的推行的教育改革，一直受到北洋安福系政客的攻击。他发表致林纾的公开信后四十七天，北京爆发了**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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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春，中国以战胜国的地位出席巴黎和会，却未能废除列强在华特权及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密约。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林长民5月2日在《晨报》发表《外JJ报敬告国民》，披露了这一消息。同日，蔡元培也将北京ZF密令签约的内幕告知北大学生罗家伦、傅斯年，并召集全校教职员开会商讨挽救之策。厦门越野联盟# [' k& W& E, k4 g. m

5月4日北大学生结队出发请愿时，蔡元培有过劝阻之举，但很快就放弃了。他一向主张“读书不忘救国”，同时也认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过去他也曾两次劝阻过学生**，但这一次态度不同，他在电话中对教育总长傅增湘说：“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阻止。”厦门越野联盟- }8 l. j; v/ n* E' \7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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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焚烧曹汝霖住宅、痛殴章宗祥的事件发生后，蔡元培全力营救被捕学生，尽到了校长的天职。他向学生们保证：“你们放心，被捕同学的安全，是我的事，一切由我负责。” 5月5日，教育部下令要求各校校长将为首滋事学生一律开除。蔡元培等十四所大专院校校长在北大开会，认为“若指此次运动为学校运动，亦当由各校校长负责”，蔡元培表示“愿以一人抵罪”，当场议决成立校长团，向当局请愿营救。5月7日，北京ZF迫于全国舆论压力，释放了被捕学生。+ m7 G5 G5 e& j" Q- ?; j*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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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认为蔡元培是学潮的幕后指使人，内阁会议上提出了解散北京大学，撤换蔡元培等主张，教育总长傅增湘也遭众人围攻。被捕学生安全返校后，蔡元培为承担责任，于8日提出辞呈。同日，北京ZF内定由马其昶取代蔡元培，并下令将已释放的学生送交法庭，整饬学风。在这种情势下，蔡元培于5月9日挂冠出京，经天津南下转抵杭州。) M! l% I; c  Y9 L1 z8 ^

北大师生一再向教育部请愿，要求挽留蔡校长，其他院校师生也一齐声援。北京各大专院校校长同上辞呈，表示与蔡共去留。5月19日，北京学生总罢课。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提出：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ZF任命的校长；二、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 G# e6 d( n, ]8 t$ Q2 E

他强调：“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得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的国度，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自己到任后稍稍有所革新，就被守旧势力视为“洪水猛兽”，“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吗？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吗?”

蔡元培这三个“不”，真是掷地有声。有学者总结说，他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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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的影响播及全国，引发了全国学生的罢课，工商各界同仇敌忾，以罢工罢市作为声援。北京ZF迫于压力，下令慰留蔡元培，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北大师生代表到杭州恳请，蔡元培才应允回校。回校以前，他发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提出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同年9月20日，蔡元培重新回到北大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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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从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到1927年离任，掌校十年有半。其间因各种政治原因，曾七次提出辞职，毫无恋栈，足见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教育官僚。此后，他长期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至逝世。* D) U7 I6 O+ X1 B( d

抚今追昔，蔡公何在？

当抗日的烽火燃遍大江南北之时，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的生命之火燃到了尽头。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寓所赍志以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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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的道德文章和教育成就，得到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一致推重，身后备极哀荣。陈独秀尝论其人品气度说：其一，他一生追求进步革新的人格魅力；其二，他博大的胸襟，容纳百川，不拒细流。这些话并非溢美之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三位巨人中，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胡适提倡白话文，而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舞台。这一代19-20世纪之交中西文化对撞背景下产生的精英，是无法复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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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年年有，今年正值九十周年。新文化运动已离我们远去，尊孔读经又回来了，学术大师只见背影，诺贝尔奖纪录为零，教育的官僚化、功利化积重难返。当人们高标科学发展观，并重新认识民主这个“好东西”时，反思中国的教育，不禁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像蔡元培那样的真正教育家——还会有吗？厦门越野联盟' n3 M: H' B# j: B0 O: w7 w% e!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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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3月25日风雨读书楼
                           《炎黄春秋》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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