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踢不好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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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薛涌
四年前，中国人还有到世界杯上显眼出丑的机会，如今则只能当看客了。也怪不得李银河教授博客上一小篇“中国人为什么踢不好足球”顿成了网上热帖。
李教授说，中国人是一个过于儒雅的民族，从来不提倡好勇斗狠，一向倡导的是温文尔雅。农耕文化浸淫时间太久的人们好静不好动，与游牧文化的少数民族相比，不喜欢身体动作激烈的活动，更愿意用麻将一类活动消磨时间。而足球有暴力倾向，有攻击性，和我们的国民性不符。所以这玩意儿我们玩不好，大可不必勉强，不妨找别的东西玩玩。
李教授把足球和国民性联系起来，是非常有意义的。不过她的解释，却难以自圆其说。“中国人是一个过于儒雅的民族，从来不提倡好勇斗狠，一向倡导的是温文尔雅”一说，在历史上并非没有根据。俗话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中国的传统中，缺乏军事文化，乃至每每被人口不过我们百分之三四的民族所征服。不过，你又怎么解释中国的通俗文学中充满了暴力呢？从关公，张飞，到动不动就杀人上瘾的李逵，哪个不是血淋淋？更不用说经营人肉包子的孙二娘了。理解不了这一矛盾，就无法解释当今的中国人为什么足球踢得这么差，却又这样崇拜足球，为足球而疯狂。人家欧洲球星访华，住过的饭店房间的“初夜权”也能高价拍卖，甚至要求人家用过的床单也不要换。我想小贝要是找人给他添屁股，在中国也会有许多人花钱排队买这个“权利”。
足球文化，正体现了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变态的地方。所以，“中国人为什么踢不好足球”就成了一个有文化深意的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绕不开我们**王朝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国的帝制，强调皇帝的绝对权力，而且这种权力必须用武力来捍卫。因为这种以暴力为基础的权力是绝对的，社会其他团体和成员就绝无使用武力的权利。自发的尚武精神也就被阉割了。但是，一个人在什么时候才会冒死和人家兵戎相见呢？当然是在捍卫自己的切身利益和信仰的时候。傻瓜才会为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皇帝去出生入死。所以，在古代的中国，服兵役就是服劳役，能逃就逃。逃不了的，见了战阵也会开小差。历史上能打仗的军队不是没有。比如岳家军，戚家军，乃至曾国藩组织的湘军。这些军队的战斗力，正在于打仗是为自己，为自己的家。不过，这样的军队只有在皇帝处于需要救命稻草的绝望境地时才会用，局面一好转就给收拾掉。为自己而战，和**的帝国体制水火不容。
到宋以后，中国人的血性就被**权力所驯化了：有事情听皇帝老子发落，不许自行解决，更不许抄家伙动武！这样驯顺的民族，自然也很难打得了仗。明末的江南，百十号人的一小队倭寇，竟把几十万军民吓得躲进城里坚闭不出。懦弱到如此可怜的民族，自然会产生一些自我安慰的幻想，越打不了仗就越喜欢谈论打仗，越没有武力就越崇拜武力。于是，我们的文学中有了岳家军，杨家将，梁山泊。乃至百岁的老太太，也可以披挂上阵，所向披靡。你看看世界各国的通俗文学就明白：那些越能打仗的民族，文学中表现的战争越真实，其中的英雄越象个凡人；因为他们愿意面对自己的实际经历。而越是象我们这种不会打仗的民族，文学中表现的战争越象是超人的神话，英雄克敌制胜就越不费吹灰之力；因为我们的现实不堪回首，只有作些百岁挂帅的白日神仙梦了。
爱咋乎，没有动手能力；不参与，却喜欢当看客。这种虚张声势的懦夫文化，正是中国足球的写照。不过，足球是借助现代大众传媒而风行，几十年前的比赛图像也会如实在电视上展示出来，挤压了人们进行自我安慰的想象的空间。试想，没有这样的大众传媒，中国的足球怕是会产生许多民间神话，有许多足坛的关云长，杨家将。比如，一个神奇的中国球王走遍天下无敌手，甚至一个女流以男装上场，连过人家数名防守队员破门得分等等。最后外国的ZF或**只好将这些英雄暗算。我小时候就看过类似的电影：中国一个从来没有经过任何正规训练的游泳好手，把外国人一个个打败，最后外国势力禁止他参加比赛。可惜，如今电视，摄像机无所不在，这样的神话无法在创造了。大家也只有追小贝，抢人家的“初夜权”去了。
足球还另有一个要素，就是社会基层自发的组织性。比如阿森纳俱乐部的起源，就是兵工厂的工人在工余自发组织踢球。现在足球强国的队员，也很少需要集训。大家走在一起，短短的时间内，就形成一个共同体，知道彼此如何合作。中国的皇权文化之下，社会自己组织起来就和谋反差不多。所以，国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才能早就萎缩了，一切要听从上面安排。我们的国家队，过去习惯于长期集训，训到大家都没有了踢球的胃口。可是，一不集训，队员上了场就找不到北。他们不知道彼此如何自发地建立合作关系。
所以，足球一定是要踢的，而且一定要踢好。因为踢好足球，是建立在人的自立和社会的自立的基础之上的，非摆脱一切靠官的心态，建立真正的社会不可。球场上的活力，多少也体现了社会的活力。二十一世纪中国赶上了大时代，需要新国民。以人的尊严踢球，也是这种新国民精神成立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