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讨中国教育 (ZT)
1979年，中国曾派一个访问团去美国考察初级教育，回国后写了一份3万字的报告；在同一年，作为互访，美国也派了一个考察团来中国。
中方在考察中，见到美国学校重音体美，轻数理化，在课堂上，学生无不趾高气扬，踌躇满志，挤眉弄眼，谈天说地，或翘二郎腿，或在教室里摇来晃去，如逛街一般。由此得出结论说：“美国的基础教育已经病入膏肓。可以这样预言，再过20年，中国的科技和文化必将赶上并超过这个所谓的超级大国。”
美方在考察中，见到中国的学生在上课时端正坐好，早上七点就起床，去学校时边走边吃早点。中国学生有家庭作业，考试分数高是优秀学生。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的学生是世界上最勤奋的。他们的成绩和任何一个国家比都是最好的。可以预测，再过20年，中国在科技文化方面，必将把美国远远甩在后面。
25年过去了，在1979年到1999年的20年间，美国“病入膏肓”的教育制度共培育了4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2003年共产生11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占了半数左右。
而中国，迄今为止，哪怕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没有。虽然改革开放后，中国“务实”地搞了20多年的教育，培养出了数以千万的高等科技人才，但在科学领域里的几乎没有什么贡献。谈到中国的经济成就，很多人不禁沾沾自喜，但成就的下面却暗藏着多少虚假的繁荣？由于本土的科技能力不足，中国的绝大多数行业只能在全球的产业链最低端挣扎，依靠赚取微波利润生存。
比如我国的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机电行业。根据OECD的最新研究成果，虽然我国机电行业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电子制造产品出口国，其中的电视预、计算机、DVD和手机等对外销售量在世界同类产品中占有很大的份额。但是，这4种产品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多数不在我国企业手中。在DVD的57项关键技术中，我国企业掌握的只有9项，还都是非核心技术；在家用电脑的114项关键技术中，我国企业掌握专利的有69项；在彩电114项关键技术中，我国企业掌握专利的72项，其中包括10项非核心技术；在手机65项关键技术中，我国企业掌握专利的有33项。
由于上游器件以及高端部件的加工设备几乎全部进口，中国国内创造的价值有相当一部分并没有成为中国国民收入，而是流向国外变成外国国民的财富。例如，如中国生产的DVD每台售价的30%、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平板电视的60%要支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有人称我国的机电企业是外国的“装备车间”，是“组装工业”不是戏言。
支撑国民经济发展命脉的工业产品的知识产权主动权掌握低下，隐露的是教育的落后；教育落后，仍然是影响中国发展的瓶颈因素；教育的落后不仅是教育普及程度低、国家投入的落后，更是教育思想的落后。1912年，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说政治家是以谋现世幸福为其目的，而教育家则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其追求；故而前者常常顾及现实，而后者往往虑及久远。1922年蔡元培发表《教育独立议》，阐明教育只有摆脱政党控制，才能完全实现教育的全部目的，即受教育者全面发展其潜能，造就自由人格。
在如何教育人的问题上，蔡元培批评了抹杀个性，只求近功，不顾远利的功利行为，提出了“尚自然、展个性”的鲜明主张。这真是对中国几千年的“天人合一”的教育思想第一惊世骇俗的论调。蔡元培的民主教育思想虽与统治了中国数千年的**思想背道而驰，但还是被当时的国民ZF所接受。鲁迅的锋芒、李大钊的理想、马寅初的坚持，黄万里的理性越来越经常被提起。（我们蓦然回首，发现那些独立于利益之外的钢钢铁骨的中国知识分子，竟都是出自那黑暗的国民时期。）
中国数千年的 “天人合一”的儒家教育思想对个性化的冲击和否定，是无以伦比的。其教育有很强的社会功利性，注重道德教育，“学”的目的不是把握客观事物本质，而是对人如何教化。49年后政权更迭，教育方针不仅没有按着蔡元培的主张走下去，反而对“天人合一”的腐朽教育思想赋予了政治功利的含义。1949年中国政协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和以后历次调整的教育方针都明确规定：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
教育的社会功利性是一种很强的工具主义教育观，它注重科学的工具价值、技术价值和功利价值，并盗用科学的名义来评价科学。因此，“这种观点从根本上说是把科学看作一种实现目标的手段，而不是获得知识”。 教育的社会功利性注重“致用”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应用，其表现更多的是政治功利性和整个社会所追求的急功近利，由此，必然导致理性批判精神的匮乏，而理性的批判精神恰恰是科学思想中最宝贵的价值因素，它比科学给人类带来的物质利益更加宝贵，是科学的生命。
教育的功利化在100年前表现的是科举制度，如今就是应试教育。应试教育简直就是科举教育的翻版：分数成了衡量人的价值的标准：成绩越优秀，说明你的人格价值也就优秀；成绩不及格，说明你的人生价值也不及格。应试教育教育的结果，让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沦为灵性匮乏的考试机器。它造就了国人的机械性思维的高度发达，创造思维的极端贫乏；以机械的目光审视宇宙，让复杂多变的世界变得界限分明、一目了然的同时，活的生命也被宰割，丰富的生命也被简单化了。它使人无意识地生活在一个自我装饰得井井有条的虚幻情景之中，把人的生命变成了三角板、直尺、圆规和计算器；背手听课，死记硬背、分数划线，都是为了灌输的方便。
中国的孩子是在夹板中、框架中长大的，应试教育使他霉俘早地失去了幼稚天真，失去了生命的活力和鲜亮；过早地变得老成持重、一本正经，过早地懂得怎样适应社会通行的腐败道德要求，怎样进行自我美化，因而也就过早地变得如何虚伪、作诈。外在的社会压力不仅是他们对生命的正常生长一无所知，而且对许多本该属于他们的东西坏有恐惧，甚至厌恶的心理。
说实话，我国的教育对人性的扼杀，其实早从幼儿园教育就已经开始了。从幼儿园始，孩子们就被教育得如何遵循，如何服从，如何循规蹈矩；直至如何去奉承老师，巴结老师。可以想象得到，于这种环境成长的孩子，怎能会有理性的批判科学精神呢？过早的成熟必然导致过早的衰老、过早的虚伪。这不是人的自然生长，是对活生生人性的无情阉割。人格的僵化必然造成生命的板结。个体独立的生命活力彻底丧失的同时，人的思维的创造力被窒息了了变成了干枯的教条。
中国教育制度有着何等的非人性的一面？它使得学生从小学到大学都要成为一个部件，否则，就会被迅速淘汰，在这种评价制度下，人性被扼杀，孩子的学习日益窄化，学习的唯一标准就是体制所允许的唯一答案，根本没有对真理执着的追求以及对于生命意义的强烈诉求。而这一切是造就奴性人格的必备条件。
教育的功利化还表现在根据特定的政治需要把意识形态强行灌输给学生这一违背教育精神的做法；强行灌输意识形态，比受到人们抨击的应试教育危害更大，等于把虚幻的假象作为天经地义的东西让孩子们加以顶礼膜拜。它在使国人从小就能非常容易地分清出是非，爱憎的同时，使人的视野非常容易地限定在自己的种族框架内，缺乏人类性理解。容易形成惟我独尊、与其他文化形成壁垒的不健康精神，让人失去了吸纳、鉴别多元文化和思想的能力，想象力、创造力因此也被剥得干干净净了；如果这种需要本身就自私，那么，狭隘就会成为一种必要。根据政治需要来掩盖、歪曲、篡改历史，看看现实中和网上那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哪个不是这种教育成果的注脚?......
中国教育方针与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宽容、个性”等的现代教育观完全背道而驰。在西方文化价值背景下的教育，犹为强调理性原则，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大胆质疑，重视批判性和创造性思考能力的培养。西方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往往不被强权左右，能以牺牲自己的声誉、财富、安宁为代价而追求真理。相比之下，而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理性批判等科学精神是何等的匮乏。
功利化的教育已经把各级学校彻底变成了当局的驯服工具和培养犬儒的“动物园”，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已不再是从前人们心目中的老夫子、书呆子的形象，而是娴熟于人情世故，他们的良心和学术水平一再受到拷问，他们太在乎别人怎么看待自己了，甚至脆弱到别人的一个眼神就能使其惶惶不可终日的地步。枝附影从，卑躬屈膝，失去了独立人格、批判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凭什么不会让权势和金米牵鼻子走？从煞有介事地论证“亩产万斤”的可能性，到论证“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性。这些都是中国功利教育的累累硕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