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督、巡抚的排场
Extravagence of the governor and the governor-general
1902—1903年 昆明
只能留下背影(1902年，昆明)：
Only the backs are visible
这是在昆明东南郊菊花村举行的迎接云贵总督进城仪式。笼 罩在图片上方的这把洋布伞在当时的昆明已经意味着很高的地位和身份。那时一般男子出门，天晴戴一顶细篾帽，天雨则戴一油篾帽，撑油纸伞的已是极为讲究之人。当然，真正有排场还是图中坐在马上的云贵总督和云南巡抚，他们都是一品，从一品或正二品的朝廷命官，而方苏雅以法国驻云南府领事身份获得的官品是从二品，按规定在迎接更高官位的人时不得正面抬头观望，因而方苏雅也只能在照片中给尊贵的云贵总督留下一个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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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脚仪仗队(1902年)昆明:
Bare-footed guards of honour
在离法国领事馆很近的桦子坡街道上，巡抚的官队正在通过 。虽然于回避牌中穿行的仪仗队给人以逻辑混乱之感，(它将炫耀及其反面遮人耳目集中 在了一起)，但这却都是清廷高官威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照片中尖锐斜插的彩旗杆与沉闷 的背影也使画面充满冲突，不过右下角的那个男孩超脱于事件之外，他们通常都是临时叫来 充当仪仗的街童。只有他与相机镜头产生了对话；因为他与摄影者一样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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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昆明众生百态
Various carriages of peiple of all trades
1896年—1903年
背栗炭的青年（1899年 昆明）:
Youngsters carrying chestnit charcoal
栗炭是老昆明常用之燃料，旧时很多地方都有专卖店。图中这兄弟俩即以送碳、烧碳为业。他们是方苏雅照片中最健壮的中国人之一，这可以从他们富有雕塑感的体型以及背上高垒的栗碳上看出。方苏雅比较感兴趣的可能是他们背筐下的支撑柱，今天的我们则更为照片所呈现出的纯朴之美及力量感而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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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副武装的更夫(1899年，昆明)：
A fully-armed watchman
这个更夫在同行中堪称衣着华丽、装备齐全，而且工作范围也小——仅限于法国驻昆明领事署内。他的工作用具除装蜡烛的灯笼，中空的木鱼以及木帮子以外，还有一把作为武器的小刀，理论上用于对付盗贼。方苏雅戏称他为夜间吵醒人的人，实际上则是代表法国人与中国生活方式接轨的一种象征性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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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客们(1899年昆明):
Tea-drinkers
据《纪我所知集》记载，往昔昆明“茶铺内之一切设备极其朴陋，大火炉上支一把大至无比之铜茶壶，内能容水四至五大桶，壶把粗若孩童臂，把以铁练套住，扣在一比较粗实之尾柱上。旁为砖砌蓄水塘，塘近于墙，墙上则绘一乌龙吐水。饮茶者至，则挈一小壶茶，一半土半磁之茶杯以供客。……”但在这张照片中，方苏雅的兴趣不在茶具而在人：左数第三人是他在中国民间看到的第一个戴眼镜的人。此外从画面判断，戴眼镜的人背后头包白帕者可能是伙计，而左右两边各有一个男子穿着完全相同的装束，也许就是当年的时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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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吃摊前的人群(1900年，昆明)：
A crowd surounding a snack stall
民以食为天，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许多习惯历百年而不变：遮挡高原阳光的大伞至今街边常见，传统的豆花米线馆、锅魁甜浆馆也仍是昆明人去得最多的地方。但背景中的传统建筑已大面积、无可挽回地消失了——当然也包括图中人们那种对一个外国人的强烈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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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轿夫(1896年，红河)：
Three sedan-chair carriers
从照片中看不出中间轿夫起什么作用，也许他只是个替补者，但眼下他的姿式在加重另两人的负担。无论如何这是个辛苦的职业，而轿中的人往往也并不舒服：如果爬坡，两脚就会悬空，身躯后仰不敢动弹；下坡时则要用力用膝盖和手撑着轿子的隔墙，以免从门口溜下去。此外官人和妇女都要紧闭门窗，不能沿途观赏。从今天的角度来说这其实是一种折磨，而方苏雅则认为这“像是为适应在汹涌波涛中航行而做的健身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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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墨登场的滇戏名角
Famous Yunnan Opera actors 1901年 昆明
倜傥小生：
Unconventional young actors
由于照片是摄于富商王炽的婚礼上，可以推断主要演出者必为当时的名伶。从时间上推断，图中人物极有可能是当时驰声云南伶界的小生李小春。罗养儒形容“其唱工与做工，真为他人所不能及”，尤其是演出离别戏，能令一般妇女“泪下涔涔”，“真名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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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的刑法
Cruel punishment 1899—1900年 昆明
被吊死的囚犯(1899，红河)：
站笼又称立枷，这种特制的木笼上端是枷，卡住犯人的脖子；脚下可垫砖若干块，受罪的轻重和苟延性命的长短，全在于抽去砖的多少。有的死刑犯会被 如此示众三天后论斩，有的则像图中这名囚犯一样被活活吊死。从木笼立柱上层层剥落的字 迹上依稀能看见“徐老九”三字，也许就是这名惨死者的名字。据记载晚清一名叫刘松廷的 滇戏演员也是死在站笼里。他因武生功夫了得，被诬偷了云南藩台的银子而将其装进站笼逼 供，因忍受不了折磨自行踢开脚下砖头被吊死。现在看来，官腐刑苛可算是大厦将倾前的表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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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以待毙(1900年，昆明)：
Waiting to be beheaded
这是重刑犯所呆的牢房，右边站笼里的囚犯三天后就会论斩。为了不让他低头睡觉，一根铁刺被立在了他的喉咙下面。他们所犯何罪，有没有罪已不可考，面对照片的我们也唯有恐惧——没有人愿意再回到那个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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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提督的全副戎装(1900年，昆明)：
Su,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Guangxi Province in
military uniform
完全可以想象方苏雅是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广西提督苏元春的这身戎装的，虽然苏提督的确曾如此率军抗击过法国军队。如今这金盔铠甲上的荣耀正与苏提督一起在渐渐老去，甚至可能像挂在他身后沉重乏用的刀箭一样成为负担。历史无情，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这身装备就将永远消失在战场和军队里，成为博物馆和戏团的收藏品——一个王朝曾经的辉煌与没落都尽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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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妇华服(1899年，昆明)：
A lady from a noble family in gorgeons clothing
这位贵妇衣袖上两道明显的折痕表明，这套华服很可能是压在箱底的陪嫁妆奁，是专为拍这张照片而特意穿上的。若在平时，这种装束也只是在非常正式的场合(昆明人叫“做大客”)时偶尔穿穿。宽大是当时女装的主要特色之一，袖宽一般在一尺三四以上，大到二尺三四。除照片中清晰可见的镶锈服饰和头部的珠翠钿子(勒子)外，这种装扮在女子的后发髻上一般还有若干饰物：一对长约四寸、阔近半尺、重至三、四两，银底板上镀金点翠的大宝石花，一枝大挖耳及若干枝玉茉莉果针、若干枝绒花，再连上簪子、绾针等，再加上一对金耳环附一对玉连环，其重可想而知。如此繁复的装扮配在一双小脚上，当时的贵妇自然是宜静不宜动，囿于“妇道”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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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足劳动妇女(1896年，昆明)：
A bare-footed labouring woman
这位表情憨朴、体态健康的劳动妇女不仅没有缠过足，而且是赤脚站在乱石堆中，脚上有几道明显的草鞋勒痕。尽管如此，她的服装仍具有宽大繁复的时代特征(如裙外再套褂)，只是为了便于劳作而大大缩短了衣袖裙裤的长度。再请注意她的耳环及其下坠心形连环，排除质地，这在大的形式上与贵妇并无差别，可见这是当时的普遍风气。只不过在贵妇那里它只是繁多喧哗的装饰之一，而在一个劳动者身上则像一个美好愿望或回忆那样有着纯朴自然的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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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城美妇人(1899年，昆明)
A woman of enchanting beauty
图中女子是时任云南府厘金局(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局、海关)局长的太太，为当时昆明城内有名的美女，照片中她所拥有的一切也无不体现出那个时代的美学：圆满姣好的面相可以“望夫”，三寸金莲意味着“妇道”，加上宽大繁复的衣裙表明她完全脱离劳动；在服饰上她钿、环、戒齐全，金玉交辉，胸前挂着怀镜(抑或是香包、怀表?)，镯子更是成双成对地在手上堆积；左手执一帕大概是女红作品，右手执一扇与背后诗联则是风雅所需；磁器茶杯与水烟杆为当时通用的身份地位象征，旁边一叠经书(《素女经》之类)也是每个淑女之必备。这一切与她身后的那些盆景在精神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这种关于限制与矫饰的精巧美学注定将因人非草木而从后代妇女身上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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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美男子（1900年 昆明）
Oriental handsome man
图中男子系当时一不可考的文官，他方脸隆鼻、眉眼有形，印堂宽大，不论在中国人还是方苏雅眼中都是典型的中国俊男标本，所以留下这张模特式的胸像。但从今天穿越百年看回去，这名男子虽然气质儒雅，神态也很端正，究竟缺乏生气与力度，与方苏雅拍下的其他清朝ZF官员并无本质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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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榜题名三名士
在三位同一年金榜题名的云南名士当中，以右首袁嘉谷衣着最为朴素。据《纪我所知集》载，“袁实寒土也”。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昆明人士为培补昆明风水，使才人文士能“大魁天下”，集资在相公堤上修建聚魁楼，作为经正书院高才生的袁嘉谷因家境贫寒仅“捐金五钱”，名列刻名的倒数第一位。十年后，他终于在金榜上将自己的排名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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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
好了！今天暂时到这！发的手软！！
要不是有再注册个联盟ID，还真会发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