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中国需要“环境民主”
中国的环境正在面临巨大危机。据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估计,到2020年,中国的空气污染,每年将致使2000万人患上呼吸道疾病、900万人失去工作能力……这些加在一起,将使中国损失13%的GDP。更可怕的是,这一切仍然在飞速发展之中。想想看,一年900万人失去工作能力,十年就是将近1亿人。一年2000万人患呼吸道疾病,十年就是2亿病号。2020年时,中国人口红利早已消失,劳动力规模萎缩,被抚养人口增加。十年抽掉1亿劳动力,增加2亿病号,环境对中国的威胁,早已超过19世纪的鸦片。+ I# G/ A' E( O! [, M" o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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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后的事情不说,明年的麻烦恐怕马上就来。奥运会将向世界展示两点:第一,中国的经济成就。当世界看到中国的繁荣后,就越来越不愿意把中国当成一个发展中国家,就越要以更高的标准要求中国。第二,中国严重的污染问题。人们对中国的环境问题,会越来越关注;对中国产品的安全性,会越来越不信任。在环境问题上,世界将对中国提出更高的要求。面对这种近忧远虑,我们的回应,竟是绿色GDP在地方ZF的反对下搁浅。6 H f) r. G* B( [7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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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中央ZF对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有充分的认识,也有相当的决心。但是,我也相信,不管中央ZF有多么深刻的认识、多么大的决心,单靠中央ZF不能解决问题。真正的出路,是环境民主,给基层社会充分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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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阻止绿色GDP?是地方ZF。为什么地方ZF会阻止?因为地方ZF的官员是上面任命的,要靠政绩提升,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我最近看报道,农民的养鱼塘,因为污染被死鱼覆盖。吃了自己田里长出来的东西,一个村子的人居然都会得肾病。他们难道不渴望绿色GDP吗?应该说,绿色GDP是国家的最大利益,也是这些百姓的最大利益。问题是,这些百姓,没有任何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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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o/ R4 o$ J( D: G: g. c 以现在的局面,21世纪的中国在治理环境方面的能力,还不如18-19世纪没有接触西方以前的日本。耶鲁大学的退休教授ConradTotman 曾写了一本《绿色的群岛》,着重叙述日本前近代的环境史。在江户时代,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大量土地被开垦,森林被砍伐,日本面临着严峻的环境危机。但这一危机,很快被有效地解决了。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日本社会是以村落自治为基础,每个村子都有独立的行政权。当一个村子发现自己的环境受到威胁时,就马上采取行动,并和环境的破坏者发生冲突,最终制定严格的地方环境法规,限制砍伐,鼓励植树。草根的力量,最终维持了生态平衡。( L* q2 R* Z1 C/ F
: n: G: s7 u6 G! s) f$ L! L* l厦门越野联盟 当今中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侵犯农民利益的基础上的。但是,农民又是最没有权力的阶层。没有他们的参与,绿色GDP则遥遥无期,中国必将为忽视农民的权力和利益而付出惨重的代价。这也难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为中国的环境问题提出了51条建议,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环境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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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民主,一方面要给基层社会以充分的自治权力,一方面则要求ZF部门公开信息,保证老百姓有从多样的信息中进行选择的权利。比如,我们对西方关于中国环境问题的种种研究和报道,还是习惯性地抵触,要么说人家别有用心,要么说人家的方法不对。其实,在一个开放社会,不同机构对同一环境问题有不同的估计,实乃家常便饭。不同的观点可以讨论,可以互相驳斥,但首要的一点,就是要把这些涉及公益的各种各样的估测都如实地摆在老百姓面前,让人们自由选择。中国环境恶化的一大原因,就是ZF不愿意对这样的问题进行公开讨论,使公众信息不足,最终导致了环境意识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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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是全民行为的后果,单靠ZF绝无解决的希望。ZF最有效的行为,就是培养我们社会中的环境民主,让人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作者系知名旅美学者)